艺术家创作时，应该接受别人意见吗？
“现实中根本没有艺术这种东西，只有艺术家而已。”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（E.H. Gombrich）在其著作《艺术的故事》开篇就写下这句脍炙人口的话，一语道破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在艺术史中的重要地位。
然而，艺术创作并非总是艺术家能拍板决定的。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，艺术服务于宗教、国家与权贵。此时，“艺术家是否应该接受意见”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。不过，艺术家有时会通过“夹带私货”证明自己的存在感，如扬·凡·艾克在创作《阿尔诺芬尼夫妇像》时就在镜子中画出了自己的肖像。
文艺复兴以后，艺术虽逐渐成为单纯的人类审美活动，但赞助人依然拥有绝对话语权，与甲方斗智斗勇成为艺术家的家常便饭，有时甚至还要面对“拒收退货”等风险。这种情况即便是身为新古典主义画派奠基人的雅克-路易·大卫（Jacques-Louis David）也遇到过。
1800年，他为当时最有名的社交名媛朱丽叶·雷卡米埃（Juliette Récamier）画肖像，但画作尚未完成就被喊停，原因至今仍众说纷纭，但概括起来就是客户很不满意。然而早已功成名就的大卫直接回怼：“夫人们总是任性的，可艺术家也一样。所以我请你满足我的要求，这一幅画就让它这样吧。”最后两人不欢而散，这单生意则由大卫的学生弗朗索瓦·杰拉德（Francois Gérard）接手。
到19世纪中叶，现代主义艺术蓬勃发展，艺术家看似拥有了更多创作自由，但赞助人、艺评家、收藏者、难调的大众口味依然有形或无形地影响着艺术家的创作。1884年，美国画家萨金特（John Singer Sargent）为提高自己的名气，在未受委托的情况下替一位名流夫人创作肖像。
萨金特《X夫人》（Madame X）修改前后
画中，这位夫人的一边肩带从肩膀滑落，在当时沙龙展上引发巨大争议，被视为有失体面。迫于舆论压力，画家重新将肩带调整至“合适”位置，并自己持有这幅画超过30年，直到后来出售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即使如此，艺术家依然坚持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。
由此可见，艺术创作总是受外部世界的影响，除了政治、宗教和文化等大环境，赞助人、艺评家和大众口味也不断给艺术家“提意见”，甚至左右作品的最终呈现。那么，艺术家应该接受别人的意见吗？
首先，艺术家的“主体”在创作时总是屈从于材料媒介、透视、光影等绘画技法规律，而他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意识并非真正源于艺术家本人，而是通过一般判断从已有作品与自然中得到。
这一点在古典艺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而当一位艺术家有意或无意地想要打破这些已有规则，他势必将与大部分人的审美相悖，而这正是艺术不断演变进化的关键。
1606年，卡拉瓦乔受教堂委托创作了祭坛画《圣母之死》（Death of the Virgin），却不幸被拒收，原因是画家的表现手法太过真实，颠覆了“圣母升天”题材中天使回翔、诸神赞颂的场景，让人丝毫感受不到神圣氛围。不仅如此，据传画中圣母是卡拉瓦乔根据一位溺亡妓女所作，这更让教堂大为恼怒。
不过，幸好并非无人识货，这幅画虽被客户拒绝，却在卡拉瓦乔的“迷弟”鲁本斯的推荐下，由曼图亚公爵（Duke of Mantua）买走，后被英国查理一世收入囊中。如今，该画藏于卢浮宫，是欧洲17世纪现实主义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幅。
如果卡拉瓦乔当初迫于赞助人的压力最终修改了作品，那艺术史上无疑少了一幅杰作，多了一幅平庸之作，后世许多以卡拉瓦乔为偶像的艺术家恐怕也会大失所望。
卡拉瓦乔《Boy with a Basket of Fruit》，布面油画，67×53cm，1593–1594年
其次，审美是主观的，别人的意见并不一定更好，尤其是随着现代艺术兴起，艺术家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情感表达，追求一种纯粹的形式语言和精神传递。而他人的指点无疑会破坏这种主观性，由此创作出的作品很难说是艺术家一个人的创意。
让人庆幸的是，大部分艺术家都足够我行我素，对他人的意见“充耳不闻”。新印象主义画家保罗·西涅克（Paul Signac）曾主动为艺术评论家费列克斯·费内翁（Félix Fénéon）画肖像，艺评家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定要画成全脸。结果西涅克还是画成了侧脸，艺评家虽然不太高兴，但也无可奈何，而这幅作品也成为点彩派的重要代表作。
不遵循艺评家意见的不止西涅克一人，美国色域画派代表人物莫里斯·路易斯（Morris Louis）曾以迪士尼电影为灵感创作了三四十幅“Fantasia”系列，引来艺评家克莱门特·格林伯格（Clement Greenberg）的不满，认为这是对流行文化的迎合，并让画家毁掉整个系列。
作为色域画派的发掘者与支持者，格林伯格在美国艺术界影响深远，但路易斯并未听从他的意见，依然将这个系列保留下来。不难发现，艺评家的话语权在现代艺术中举足轻重，有时甚至决定了一个艺术家的出圈与否。
莫里斯·路易斯《Phi》，布面丙烯，265×362cm，1960-1961年
莫里斯·路易斯《Number 4-31》，布面合成聚合物，210.2×147.6cm，1962年
但在康德等西方传统美学家眼里，美学与批判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，其宗旨是认识而非指导实践。美学家并不能将手中的一套批判原则和戒条作为武器，无礼地侵入艺术家的领域。因此，无论面对学术还是市场的“意见”，艺术家都应该保持相对的“独立性”。
对于上述西方传统美学的原则，著名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则反驳道，原本作为“文艺批评、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附庸”的美学已经成长为“独立的社会科学”，美学理论可以作为“文艺实践的总结和指导”。尤其当艺术家的创作尚未成熟时，对批评与意见还是应该理性看待。
大卫·史密斯《Australia》，上色钢铁、煤渣砖底座，202×274×41cm，1951年
前文提及的艺评家格林伯格就曾指出雕塑家大卫·史密斯（David Smith）的颜色使用不当。在1951年写给艺术家的信中，他还询问是否可以把艺术家赠予自己的雕塑重新上色。不过，艺术家对此是否且如何回应，人们就不得而知了。但问题是，如果真的用色不当，艺术家应该修改自己的雕塑吗？而这真的会让其雕塑变得更好吗？
此外，尽管艺术创作应保持“独立”，但又不可避免地与外界相互联结，正如当代艺术大师马塞尔·杜尚所言：“创作行为并非艺术家的独角戏。”观众在对其作品进行解读时也施加了自己的影响。
当代艺术中曾有一个特殊案例。1981年，极简主义大师理查德·塞拉（Richard Serra）受政府委托，在纽约下城的联邦广场创作公共雕塑《倾斜的弧》（Tilted Arc）。该作一经完成就招致公众批评，主要集中在：一是它不够美；二是位于广场中央的它为人们上下班带来极大不便。
当时在政府听证会上，支持保留雕塑的几乎清一色来自艺术圈，而反对者的构成更加多元，包括律师、城市规划者和联邦广场的工作人员等。最终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法官认为该雕塑安放的位置不当，裁定将其拆除并放置到别处。但艺术家对此难以接受：“《倾斜的弧》是为一个特定的地点——联邦广场委托设计的，因此不能迁移。迁移这件作品就等于毁了它。”
可见，艺术家并不总能置身事外，尤其是先锋艺术很容易遭到大众的不解和冷遇。在上述这种情况下，艺术家是否应该妥协、还大众以便利？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创作思路、维护自己的作品？同时，艺术家辛苦创作的作品却遭到否定、拆毁，其劳动与权利又该如何保证？请在留言区发表你的观点。